當前,全球經濟最大的共性是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上升,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發展大國都是如此。中國銀監會日前下發《關于加強2013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正是主動管控債務風險,啟動政府去杠桿化進程的表現。
中國主權債務風險上升毋庸置疑,金融危機以來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以及信貸寬松,相應推升了中國政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債務杠桿率。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末,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近15萬億元,較2010年末增長38%。其中,僅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總規模為9.3萬億元。
應該講,對于地方融資平臺和地方債風險,監管部門早有警覺,而本次下發的《指導意見》也是延續了《中國銀監會關于加強2012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12〕12號)的監管思路,不過此次與上次相比,主要體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實施平臺層級差異化管理;二是實施平臺資產負債率差異化管理;三是隔離風險。
首先,來看實施平臺層級差異化管理。由于省以下各級財政的債務相當不透明,又都有相當的融資權,預算軟約束現象極其普遍,地方政府能夠繞過《預算法》關于地方財政收支平衡的制度規定大量舉債,通過各種形式的欠款、掛賬和擔保,產生了巨大的非顯性債務。因此,《指導意見》要求壓縮縣區級平臺的貸款規模,也是切中要害。
其次,對于“實施平臺資產負債率差異化管理”的理解。在2012年的監管框架中,銀監系統傾向于通過現金流和盈利能力指標對融資平臺進行分類。但事實上,對于現金流的估算很容易被高估,因此以資產負債率的歷史數據來進行差異化管理,就可以依據風險程度讓市場進行估價,那些資產負債率高的融資平臺在債務融資時就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補償,也會對債券發行人進行風險約束。
最后,如何理解“隔離風險”。這一點對于避免財政債務風險進一步向金融風險轉換意義較大。由于我國信托業仍以融資信托為主導模式,大量社會資金通過信托業流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工商企業等實體部門,在經濟下行風險加大與企業經營困難的情況下,面臨較大的償付風險。據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統計,2012年全年,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城投類債券(不包括定向工具)累計達到6368億元,同比增長148%;占銀行間市場當年發行總量的比例達11%,較上年同期上升7個百分點。
事實上,除發行債券外,地方政府通過政信合作的方式獲取的資金也增長顯著。所謂政信合作,即信托公司與各級政府在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等領域開展的合作業務。這種融資主體通常是地方城市建設投資公司或實力企業,還款通常會有地方政府或地方人大列入預算,或者直接以地方政府的債權收益權作為融資標的。2012年三季度,基礎產業信托在發行數量和規模上均超過了房地產信托,發行規模環比增長65.25%,同比增幅高達315.37%,漲幅驚人。由于杠桿使用過高,信用規模迅速膨脹,加大通脹或資產泡沫壓力,而一旦貨幣當局突然大幅收緊信貸,將可能加劇資產價格波動,引發不良貸款攀升,給經濟造成更大沖擊。
因此,去年財政部等四部委旨在規范地方融資平臺表外融資的436號文出爐,說明表外融資監管勢在必行。而銀監會也要求各銀行建立包括銀行貸款、企業債券、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信托計劃、理財產品等在內的全口徑融資平臺負債統計制度。同時,要求銀行審慎持有融資平臺債券,不得為平臺債提供擔保,這有利于切斷地方債務與銀行金融風險之間的聯系與傳導。
總體而言,銀監會當前的思路是控制增量,然而存量問題的風險更需重視。一方面,目前地方融資平臺達至1萬個左右,根據2010年末的地方債務到期統計,2011-2013年是一個債務償還高峰,其中2013年中長期平臺債務到期量是2012年的1.65倍,債務壓力非常巨大。而另一方面債務償付能力卻嚴重不足。隨著政府對中國經濟增速的有意識放緩以及“土地財政”收入的減少,地方政府的償債壓力非常大。由此可見,管控和治理債務風險還必須“疏堵結合”,合理劃分各級財權和事權,推動以支出責任對等為目標的分級財稅改革,以及建立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模式。